“意志”

     回望19世纪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之间横亘的一道裂痕，这道裂痕延展到20世纪而愈加醒目：技术和理性的乐观主义者，在类似（或者显然的）军国主义的思维框架下，把社会当做一个机械逻辑主宰的整体，来促进每位社会成员的福祉；而另一方面，有着一个或多或少对技术心存怀疑的边界模糊的群体，他们被吸引进入类科学神秘主义的虚假安慰中。这两大阵营之间的联系有，比如“反重力”（作为挣脱地球束缚的科学力量的象征），还有“意志”（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相当常见，身体或者出窍的灵魂能仅仅通过意志作用而到任何想去的地方）。事实证明，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能在实际中奏效。但是科学基本上排除了反重力的可能性（用有反重力的物体也应该会具有“反惯性”和“反动量”特征），而“意志”学说缺具有一个相当显赫的哲学谱系。

德国哲学家叔本华(1788-1860)把世界区分为呈现给我们的感官（他称之为表象）的世界，和世界在表象的面纱之后的实际上的样子。叔本华认为，宇宙的根本现实，不过是“意志”。他坚信，“意志”在人类经验中的身体和思维之前，而且也是宇宙的根本特性，体现在动物行为、地球两极之间的磁性甚至重力中。叔本华对另一位著名德国哲学家尼采(1844-1900)影响很大，他讲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“意志”重新诠释为“权力意志”，一种进取的非道德和愉悦的原则。尼采把基督教斥为奴隶和失败者的宗教，并展望一种超越善恶而直接体现权力意志的超人。如果一些20世纪科幻小说作家可以被归类为叔本华主义者的话（其杰出例子是英国作家欧拉夫·斯戴普敦[1][1]，在1937年的《星球创造者》一书中，他使用“意志”来穿越时空），那么更多科幻小说作家可以被称为尼采主义者，特别是如果我们把“意志”来指涉19世纪上半叶盛行的尼采哲学的各种漫画式变形。埃德加·赖斯·巴勒(Edgar Rice Burroughs)的《火星公主》(A Princess of Mars, 1912)中的主角约翰·卡特在小说开头，仅仅凭“意志”就飞往火星。尼采的“权力意志”原初意思并不是“对他者的权力”（它的同义词可以是“创造力”或者“自我知识”）。但是在许多人，尤其是法西斯主义者那里，它的意思便成了像这个样子：在火星上的必胜主义式的冒险中，约翰·卡特击败成排上列晕头转向的火星敌人，虽然自己也是鲜血淋淋，仍然高呼“我还活着”。对于读者，尤其是青春期的男孩来说，这种描写颇为激荡人心，但却是对权力意志的类似于法西斯式的歪曲理解。这方面更为精到的小说是阿尔弗雷德·贝斯特那部著名的《群星，我的归宿》(The Stars, My Destination, 1956)。在贝斯特想象中的未来（我们可以称之为“赛伯朋客”[2]，尽管这篇小说比这场运动早了数十年），个体可以通过仅仅想象他的目的地，而瞬时达到彼处——这叫做“空间跃进”（jaunte）。这毫无疑问是意志的具体外在化，小说中一位超善恶的特别人物格列佛·佛雷为了人类的最终福祉，发展了这项技能。

在这个方面，20世纪的科幻小说作家追随着19世纪的思想家和作家留下的传统。卡米耶·弗拉马里翁笔下的灵魂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，以“意志”去到宇宙中任何地方，实际上是该大文化话语中的一部分，这一文化话语同时也哺育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。如果意志今天仍然是科幻小说中的重要题材（如《星球大战》或者《黑客帝国》中的“原力”，或者以意志飞行的超人），那么应该归功于在科幻小说发展过程中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那些根须。